在1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一位记者问到，“《色戒》已经公映不短的时间了，为什么推迟到现在才起诉？以个人名义起诉是不是有滥诉的嫌疑？”，“作为一名律师，提起诉讼，是不是会被怀疑为炒作？”。对新闻发布会，应该说并不陌生，类似问题过去也思考过，但要说清楚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加之此次发布会组织时间较短，很多问题没有展开说，总觉遗憾。现再作思考，补充如下。
关于“炒作”
我并不认为“炒作”有太多的贬义。
这几天接到不少朋友的电话，多系声援，但也有朋友开口说“炒得挺火，目的达到了”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愿意纠正几句，“不管是起诉，还是宣传，更多考虑的是一种气节和大义，所谓的"目的"不是我们的本意，顶多是个副产品。为社会公益呐喊，是不问动机的。”
但看到个别网友利用“炒作”这个简单而又“有效”的批评工具，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指责和人身攻击，甚至有艺术教师也持此说的时候，着实让我们无法容忍。
有哲人说：做与不做的最大区别便是，后者拥有对前者的评论权。只要有人敢作别人不作做或不屑作或不愿作的事情，就一定有人认为这是“炒作”和“做秀”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不作和没有作的理由远远超过作的理由：为什么别人忍得，就你忍不得？为什么你以前不作，现在才作？为什么你跟我们大家不同？为什么那么爱较真？为什么别人可以做看客而你做不得？
于是一棒子就把敢说话的人打成了“另类”。
有人把当下的这种心态称作“犬儒主义”或“斯德歌尔摩综合征”
----我就是喜欢站在一旁看你苦苦支撑、灰头土脸的样子，我就是喜欢冷眼看花，看你如何垮下来。我虽没有呐喊、抗争的毅力和勇气，但我有痛打落水狗的闲情。反正谁软弱我就欺负谁。我不敢骂赵太爷，可我还不敢摸小尼姑的脸吗？
呵呵，面对“炒作”的指责，说到这里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保持缄默了吧。
关于“滥诉”
关于“滥诉”的问题，我在2002年10月就曾在晚报发表过一篇《慎提“滥诉”》的时评。该评论的来由是，株洲某律师为5毛钱补票费状告广州铁路（集团）公司客运公司，长铁法院立案庭最终以“滥用诉讼权利，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立法精神”为由，不予立案。为此，一篇名为《彰显法律觉醒》的评论称长铁法院此举彰显“法律的觉醒”，“拒绝司法权被利用、滥用、误用”。
6年前，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，立案还很难，看到如此评论，笔者很是气愤。在文中指出，“滥诉”的提法，不符合立法精神。从法理上说，任何人都有启动法律手段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“讨个说法”的权利，法律也应保护这种权益。未经法定程序，无法定事由，不得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。即使是恶意诉讼或者怀有其他不良动机的诉讼，符合起诉条件的，法院仍应当立案。因为在立案阶段不可能对起诉的动机进行准确的审查，即使经过审理，也只能对法律事实作出判断。
在一些地方，当事人告状无门、诉权得不到有效行使的状况并未消失。“滥诉”的提法，如果成为立案法官嘴边时髦的词儿，就会变成了法院推诿立案的“万能胶”。
在一个法治刚刚起步的国家，当人们的法律意识还不是那么强烈，社会公众遇到纠纷往往习惯于“私了”或息事宁人的时候，有人因为５毛钱甚至１分钱能够诉诸法律解决问题，其社会引导价值要远远大于司法资源的支出。法院动不动就给当事人扣上“滥诉”的帽子，就会人为地抬高公民诉讼的门槛，其结果必然是将更多的告状百姓拒于法院的大门之外。法院草率地对当事人说“不”，绝不是在“彰显法律觉醒”，动不动就给人扣上“滥诉”的帽子，实质上是法治建设的硬伤。
同样，此次我们就电影《色戒》状告广电总局，也没有理由顶上“滥诉”的帽子。
